《宣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它一经问世，就在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习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纲就是按照《宣言》精神制定的”，“中国是《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我们党开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1933年创办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党校，自创办之日起，便深深镌刻下红色基因，承担起培养党的干部的光荣使命，在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保留了大量的革命文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现存的200多册不同文种的《宣言》，就是这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宣言》不仅承载了红色记忆，更体现了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是非常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对其进行系统研究，通过追根溯源、存史启智、以文化人，有利于充分的发挥红色资源禀赋见证革命历史的作用，进一步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

  中文版《宣言》一共8个，馆藏有7个最重要的包含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徐译本、博古校译本、乔冠华校注本、谢唯真译本以及成仿吾译本等不同版本，在译本来源、文献内容、出版模式、装帧形式、印行数量和传播途径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研究价值。

  陈望道译本是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的首个中文全译本，为制定《中国纲领》和创建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唤醒中国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陈望道以1906年日文月刊《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刊发的日文版《宣言》为底本，并参考该书的英文版，于1920年4月译出全文，8月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上海又新印刷所承印，首版印制1000册。这本“红色中华第一书”封面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肖像，书名下是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内页采用竖版直排，无扉页及序言，亦不设目录。但因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为改正错误，同年9月二次印刷，再版后不仅将书名更正为“宣言”，马克思肖像也改为蓝色，同样印制1000册。遗憾的是我们在馆藏整理过程中，还未曾发现这一版的原始文献，只有复制版文献。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相继大量出版《宣言》，仅平民书社到1926年5月就已经是第17版。此后，广州国光书店、湖北武昌长江书店等又印制了近20版，加上1937—1938年间汉口人民出版社和延安青年出版社印行的3个版本，陈望道译本在1920—1938年的18年间印行了近40个版本。由于政府将之定为“”，不准出版，为避禁控，该译本的书名、译者和出版社经过多次变更，如书名变成《宣言》或《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宣言》等，译者变成陈望道的化名“陈佛突”“陈晓风”“仁子”等，有些版本甚至隐去了译者。馆藏中就有两本这样的文献：一本是1926年2月由平民书社出版发行的《宣言》，著者为马克思和昂格士，译者是陈望道的化名陈佛突；另一本是1937年8月5日由青年出版社首印、1938年1月5日再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宣言》，没有译者。

  华岗译本是中国成立之后首个出版的中文全译本，也是首次由中国人翻译完成的作品。该译本还首次依据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阅的权威英译本翻译，首次在正文前增译了马克思、恩格斯三个德文版序言，首次使用了英汉对照出版模式，不仅是中国首部辑入《宣言》、三个德文版序言以及重要文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本，更是首次将《宣言》结尾句翻译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华岗译本首版由领导的上海华兴书局于1930年3月秘密出版，书名为《英汉对照宣言》，署名“华冈译”。为防查禁，之后又出版了多个伪装版本，例如在《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中编入“宣言”，不仅内容有所增加，译者署名也由华岗改为其化名潘鸿文或彭汉文。1930年至1939年期间，《宣言》华岗译本以多种隐蔽方式不断重印再版，在国统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励无数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馆藏珍贵文献是由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于1938年5月出版发行，署名是彭汉文。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封面盖有“张泽民印”私人钤章，而且也是一个错版，出版机构被错印成“上海社会科学究研社刊行”。

  成徐译本是延安时期由时任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和《解放日报》编辑徐冰共同完成的作品。1938年8月由在延安刚成立的解放社首次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出版，同年9月又在武汉和上海由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社等机构出版，史称“成徐译本”。该译本收录了《宣言》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有很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第一，它是由中国直接组织翻译的，得到了党中央的格外的重视和认可。第二，它是由德文原版直接译出，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宣言》的思想内涵。第三，它第一次在书前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标准像，对人们直观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重要意义。第四，从馆藏文献能够准确的看出，该译本除了竖排版外，还有横排版，说明党的出版形式开始向现代书籍过渡。第五，出版之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可以公开印刷发行，印本质量较高，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在国统区也传播很广，甚至还流行到敌占区。该译本在抗战期间既是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籍，也是陕北公学马列课程的必备教材，对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馆藏中发现有8册成徐译本，特别珍贵的是，其中一本封面还盖有我馆前身“中央马列学院图书馆”钤印，而印章前的“圕”字，就是1924年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为“图书馆”三字特别创设的合体字。

  博古校译本是按照1943年5月延安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完成的作品。为提高中国高级干部理论学习水平，党中央根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定博古、张闻天、师哲等人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专门对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进行重新校阅。博古根据俄文版对“成徐译本”进行了校译，并在原有三篇德文版序言的基础上，增译了一篇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此译本首版于1943年8月由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博古校译本一经出版，即中央指定为“干部必读书”之一，在各解放区广泛印行。自1943年8月到1949年9月一共出现了70多个版本，印行了约100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印本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译本，在馆藏珍贵文献挖掘整理中这一译本存量也最多。其中比较特殊的是两部马列主义经典文献翻译合集，属于延安“翻译校阅委员会”的集体成果：一部是山东新华书店于1948年5月出版的《马恩列文献》，另一部是华北新华书店于1948年出版的《马列主义五大名著汇刊》，博古校译的《宣言》都排在第1—86页。文献汇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列宁的《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运动中的“”幼稚病》等五部著作。馆藏中还有一本华北军区政治部翻印的博古版《宣言》非常有意思，封面“中国人民空军直属政治部”的印章上，又加盖了“注销处理”的印章，表明了图书在不同图书馆之间流转的过程。

  乔冠华校注本是他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期间完成的作品。为纪念《宣言》发表一百周年，也为动员更多的海外志士支持中国，乔冠华依据英文版校注了成徐译本《宣言》，后由中国出版社于1947年至1949年间在香港出版。值得一提的是，乔冠华并没有以校译者署名，仅以笔名“乔木”作了“校后记”。乔冠华校注本的改动数量多达160多处，无论是言辞的变化、用语的变更、所依据底本以及内容的实质性改动，都堪称是一个新译本。馆藏文献是1949年6月在香港以“马列主义理论丛书”出版的乔冠华版《宣言》。

  谢唯真译本是他在苏联工作期间完成的作品。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8年为了纪念《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计划依据1848年首个德文版《宣言》，出版发行多语种系列的“百周年纪念版”，委托时任该局中文翻译室主任谢唯真负责完成中文版。馆藏文献是谢唯线年德文首版并参考国内陈望道译本、成徐译本和博古校译本，重新翻译后交由该局于1949年出版的，封面注明为“百周年纪念版”，这是所有汉译版中唯一在国外出版的《宣言》。另外，馆藏文献中还有一个谢唯真版《宣言》，是经人将译稿辗转带回国后，由解放社于1950年在国内出版的。无论是从文献资料还是从译文编辑来看，谢唯真版都是最好的汉译本，原因有三：一是从德文原版直接翻译，可谓原汁原味；二是译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所作的全部七篇序言，内容结构完整；三是译文更加准确，也更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阅读起来更为流畅。

  馆藏珍贵文献中除以上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文版《宣言》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比如，成仿吾1975年按照指示第五次翻译并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77年8月和1978年11月出版的《宣言》，是他与专门编译小组一起努力，在认真比对多个德文版本并参考各现有译本而完成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译本中内容结构完整、用词用语规范流畅的中译本。

  综上，重温《宣言》，再次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理论源头，有助于增强中国人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