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一个深秋，年仅两岁的孙穗芳站在上海家中的窗前，目送着父亲孙科的背影渐行渐远。这一别，竟是整整三十年。作为民国政坛重要人物孙科的私生女，她的童年伴随着继父的虐待、母亲的冷漠，以及对亲生父亲无尽的思念度过。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孙科晚年评价自己的六个子女时，却独独对这个被他抛弃三十年的女儿赞不绝口。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曲折动人的故事？父女二人经历了什么样的情感转变？

  1935年，孙穗芳出生在上海一个富裕家庭。她的母亲严蔼娟出身商贾之家，是当时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父亲孙科则是民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孙中山的独子。这个身份本该让孙穗芳从小就享受优渥的生活，但命运弄人，她的出生就笼罩在父母感情破裂的阴影之下。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年仅两岁的孙穗芳亲眼目睹父亲离去的背影。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匆匆离开上海，留下严蔼娟母女相依为命。失去经济来源的严蔼娟，在1938年改嫁给了一位上海商人。从此，孙穗芳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继父对这个＂拖油瓶＂格外苛刻。在孙穗芳稚嫩的记忆中，继父总是以很多理由对她拳打脚踢。一次因为她够不着柜台上的打火机，继父就对这个刚会走路的幼童大打出手。这样的暴力事件在孙穗芳的童年时期频繁发生。

  1940年，母亲为继父生下一对双胞胎后，孙穗芳的处境更加艰难。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这个＂外人的女儿＂更加失去了家庭的关爱。每当继父对双胞胎百般疼爱时，孙穗芳只能躲在角落里默默垂泪。

  让孙穗芳更加痛心的是母亲的态度。每当继父对她施暴时，严蔼娟总是选择沉默。这种冷漠的旁观，给年幼的孙穗芳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母亲唯一记挂的，似乎只有不断向孙科索要抚养费。

  1944年，9岁的孙穗芳开始就读上海世界小学。学校生活成为她逃避家庭阴影的避风港。她在学习上表现出色，尤其热爱音乐。得知这一情况后，远在重庆的孙科破天荒地为她购置了一架钢琴。这成为了孙穗芳童年时期唯一的慰藉，也是父亲存在的唯一证明。

  战争的阴云笼罩下，孙穗芳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1948年，13岁的她随母亲辗转来到台湾。虽然此时与父亲孙科的距离在地理上拉近了，但父女之间依然隔着一道无形的墙。直到1950年，她终于有机会见到祖母卢慕贞，但始终未能见到躲在家中的父亲。

  这段被抛弃的岁月里，孙穗芳从始至终保持着对父亲的思念。她经常翻看母亲收藏的那些有关孙科的剪报，默默记下父亲的每一个足迹。她坚信总有一天，父亲会接纳这个被遗忘的女儿。这种期待支撑着她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967年的台北，一场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孙穗芳的命运。当年春节前夕，孙科在一次社交场合中遇到了严蔼娟的表妹。这位表妹向孙科详细讲述了孙穗芳这些年的遭遇，以及她始终对父亲怀有的敬意。这番话触动了孙科，他决定见一见这个分离三十年的女儿。

  这次会面安排在台北市内一家茶馆。当时32岁的孙穗芳身着素雅旗袍，站在茶馆门口等候。71岁的孙科在秘书的陪同下缓步而来。三十年的岁月荏苒，当年抱着她的年轻父亲已然白发苍苍。这对父女相对无言，最终是孙科先开口：＂穗芳，这些年辛苦你了。＂

  重逢后的第一个月，孙科频繁邀请孙穗芳到家中做客。在了解到女儿这些年的经历后，孙科表现出深深的愧疚。他得知孙穗芳在台湾这些年，靠着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大学学业，还自学了英语和日语，在外贸公司担任要职。这些成就让孙科感到欣慰且惭愧。

  1968年春节，孙科正式邀请孙穗芳回到位于台北市区的老宅过年。这是她第一次以女儿的身份与父亲共度春节。当时的宅子里住着孙科的第二任妻子陈淑子，以及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面对这个突然回归的姐姐，其他子女起初表现得颇为疏离。

  然而，孙穗芳以其谦逊的态度和善解人意的处事方式，很快赢得了继母和兄弟姐妹的认可。她常常帮助继母料理家务，照顾年迈的父亲，陪伴父亲散步，为他读报。每逢节假日，她都会准备精致的礼物送给家中每个成员，从不厚此薄彼。

  1969年，孙科因病住院。在整整三个月的住院期间，孙穗芳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到医院照顾父亲。她细心地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协助护士更换医疗器械，有时还要替父亲擦拭身体。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孙科深受感动。

  不仅如此，孙穗芳还经常在病房里为父亲弹奏钢琴曲。那架昔日父亲送给她的钢琴，见证了她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历程。每当悠扬的琴声响起，病房里的气氛都会变得温馨起来。医院的医护人员常常被这对相认的父女感动，称赞孙穗芳的孝心。

  1970年，孙科健康情况有所好转后，特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加入了一段话：＂在我众多子女中，穗芳最为孝顺。她虽然从小未能在我身边长大，却最能体谅父亲。这些年来的照顾，让我深感欣慰。＂这段话被刊登在当年的《》上，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

  1970年代初期，孙科与孙穗芳的父女关系逐渐走向深入。这段时期，孙科每周都会安排固定时间与女儿共处。每个周末的下午，他们会在台北市内的咖啡馆或茶室长谈。这些谈话中，孙科经常向女儿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以及与孙中山共同奋斗的往事。

  1971年春，孙科特意邀请孙穗芳参加了一场重要的家族聚会。这次聚会汇集了孙氏家族在台湾的主要成员，包括孙科的几位政界好友。在聚会上，孙科首次正式向外界介绍孙穗芳的身份。这个举动表明他已经完全接纳了这个女儿，也显示出他对孙穗芳的信任与重视。

  随后的日子里，孙穗芳开始参与到父亲的社交活动中。1972年，她陪同父亲出席了多场重要的公共场合，包括台北市政府举办的春节团拜会和国父纪念馆的纪念活动。在这些场合中，孙穗芳得体的举止和优雅的谈吐，给在场的宾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3年，孙科的健康情况又出现问题。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家中休养。孙穗芳放弃了企业来提供的外派机会，专心照顾父亲。她每天清晨都会来到父亲家中，为他准备营养早餐，之后才去上班。晚上下班后，她又会立即赶回来，陪父亲吃晚饭，直到入睡才离开。

  这段期间，孙穗芳还承担起了整理父亲文稿的工作。孙科有写日记的习惯，积累了大量手稿。孙穗芳利用业余时间，将这些手稿分类整理，并开始着手进行打字誊抄。在整理过程中，她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孙中山亲笔书写的家书。这些文献后来成为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史料。

  1974年冬天，孙科的身体健康情况有所好转。这时的父女关系已经完全突破了最初的隔阂。每逢节假日，孙穗芳都会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到访。有一次，她特意为父亲找来了一件珍贵的旧照片，那是1935年孙科在南京时的留影。这份礼物让孙科十分感动，他将照片摆在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1975年初，孙科开始向身边的亲友表达对孙穗芳的赞赏。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他公开表示：＂穗芳虽然童年时期未能在我身边长大，但她的表现远超我的期望。这些年来，她不仅事业有成，更重要的是从始至终保持着对家族的责任感。＂这番话在场的宾客都感到印象深刻。

  同年，孙穗芳开始协助父亲处理一些私人事务。她帮助整理家族相册，记录重要的家庭活动，甚至参与到父亲回忆录的编辑工作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父女两人的感情更加密切。孙科经常对来访的客人说：＂这个女儿，比我想象的要优秀得多。＂

  1976年初，孙科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这一年的春节，他特意要求全家人在家中团聚。在这次聚会上，孙科破例打破了往日的沉默，向家人讲述了自己与孙穗芳相认的经过。他详细回忆了1967年重逢的场景，并坦言这些年来对女儿的亏欠。这番话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春节过后，孙科的病情持续加重。孙穗芳此时已经完全放下工作，专心照顾父亲。她在父亲的卧室旁边设置了一张简易床，每天24小时守候在侧。白天，她负责给父亲擦身、喂药、按摩；夜晚，她守在床边，随时注意父亲的呼吸变化。这种细致的照料，连经验比较丰富的护士都称赞不已。

  1976年3月，一个特殊的时刻发生了。当时孙科突然提出要整理个人物品。在整理过程中，他从书房的保险箱中取出一封尘封多年的信件，交给孙穗芳。这封信是1935年他写给严蔼娟的，信中详细记录了当年离开上海时的苦衷。这是他第一次向女儿解释当年离开的原因。

  4月，孙科的病情出现短暂好转。这段时间里，他要求将书房的书桌移到卧室，开始口述一些往事，由孙穗芳记录。这些口述内容有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关于孙中山晚年的一些重要活动。孙穗芳认真记录每一个细节，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民国史的珍贵史料。

  5月中旬，孙科的病情再度恶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惦记着要完成一件事。他让秘书取来一份文件，这是一份正式的认亲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郑重地确认了孙穗芳的身份，并表达了对她的肯定与歉意。这份文件后来被台北地方法院存档。

  临终前的几天，孙科几乎没办法说话，但仍然坚持要见其他子女。在这次家庭会面中，他用微弱的声音嘱咐其他子女要像孙穗芳一样孝顺。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家人面前表达对孙穗芳的认可。

  1976年5月26日，孙科在台北寓所安详离世，享年81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孙穗芳始终守候在床边。据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回忆，孙科在弥留之际，还用力握住了孙穗芳的手。这个细节被《》记者记录下来，成为父女情深的最后见证。

  在孙科的追悼会上，孙穗芳按照父亲生前的要求，穿着素雅的旗袍主持祭奠仪式。她遵照父亲的遗愿，将其珍藏的一些重要文献捐赠给了国史馆。这些文献中包括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6年夏末，在完成父亲丧礼的一切事宜后，孙穗芳开始着手整理父亲的遗物。在书房里，她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包括孙中山的手稿、书信往来，以及孙科多年来记录的日记和笔记。这些文献涉及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977年初，孙穗芳与国史馆合作，开始系统整理这些历史文献。她每天在国史馆工作数小时，将文献按年代、主题分类，并对重要文件进行编目。在整理过程中，她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比如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与各方人士的来往书信，以及孙科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决策记录。

  1978年，孙穗芳成立了＂孙科先生文献整理小组＂。这个小组由历史学者、档案专家组成，专门负责整理和研究孙科留下的文献资料。在她的主持下，小组开始编纂《孙科先生文献集》。这项工作持续了近两年时间，最终整理出十二册文献集，成为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979年，台北市政府提议在孙科故居设立纪念馆。孙穗芳积极做出响应这一提议，她捐出了父亲的部分遗物，包括生前使用的书桌、毛笔、眼镜等物品。同时，她还提供了大量家族照片和文献复印件，丰富了纪念馆的展览内容。这座纪念馆于1980年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了解孙科生平的重要场所。

  1980年代初，孙穗芳开始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做专题演讲，分享父亲的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她详细讲述了孙科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以及战后在台湾的政治生涯。这些演讲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孙科的历史功绩，也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口述资料。

  1982年，孙穗芳参与创办了＂中山学术研究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推广孙中山的思想，研究民国历史，并资助相关的学术研究。作为基金会的常务理事，她年年都会组织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1985年，适逢孙科诞辰九十周年，孙穗芳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她邀请了父亲生前的故旧、学生齐聚台北，举办了＂孙科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会上，与会者回忆了孙科在民国时期的重要贡献，探讨了他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历史地位。

  1990年代，孙穗芳开始着手编写父亲的传记。她走访了许多父亲的旧友，收集oral history资料，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孙科形象。这本传记最终于1995年出版，获得了台湾史学界的广泛好评。书中不仅记录了孙科的政治生涯，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细节。

  在此后的岁月里，孙穗芳继续致力于保存和传播父亲的历史遗产。她定期举办纪念活动，资助相关研究，为台湾的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努力使得孙科的历史功绩得到了更广泛的认识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