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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长打喷嚏绷断皮带大笑:你这个是报应
人们常说,做所有的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但是即使三思而后行了,也会发生许多意外。
因为这世上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有因必有果”。任何事物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危机。而柴松岳,也从一个小小的插曲中,明白了这个道理。
柴松岳,1988年至1996年间都担任浙江副省长,1998年升任省长。作为一个政绩辉煌的领导,他在担任副省长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件趣事。
当时是一年中最热的七八月份,他与省财厅、交通厅两名女副厅长有出差任务,北上赴京。那会儿下榻的是浙江驻北京办事处。炎炎夏日,人容易贪凉,随行的人员便将柴松岳套房中的冷气温度调得很低。
柴松岳那时还不知道会发生啥事,正在与两名女副厅长商议正事,因为房间温度太低了,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就是这个喷嚏,柴松岳感到肚子那处传来轻微的撕裂声,他的裤子也似乎松了许多。
这是柴松岳的第一个念头,转念一想,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大夏天的,大家又不像冬天一样裹得严严实实,能把皮带这件事遮掩过去。但让他贸贸然对两名女同志开口,说自己皮带断了,他又不好意思。
思来想去,柴松岳便一手放在肚子上,遮住断裂的地方,站了起来,对女副厅长们说:“你们先坐会儿。”
接着他就向厕所走去。两个女同志不解柴松岳为什么态度大变,还认为柴松岳吃坏肚子了。
拉开皮带一探究竟,结果发现皮带里装的是一层马粪纸,表层再用破烂的棉布裹起来,以胶水黏合,最后拿塑料压线。这哪里是什么皮带,简直是“纸带”!
柴松岳想动怒,但当时更多的是尴尬。现在不管是皮带还是纸带,能把裤头锁上才是正事。可惜皮带彻底断了,柴松岳根本合不上。
他就四处去找可以锁上裤头的东西,终于被他在阳台处找到了晾衣绳。虽然是塑料的,但至少够结实,于是他便拿这个晾衣绳当作腰带,还把衬衫从裤头扯出来遮住锁裤头的绳子。
柴松岳以为过了这么久,两名副厅长应该早就走了,结果她们反而留在这里,还关切地问他是否吃坏肚子了。
柴松岳见二人如此关心,也不好意思再隐瞒了,便告诉她们是自己的皮带断了。本来还是担忧神色的副厅长,听到此话笑作一团,而柴松岳也只能让下属再去买条新的了。
因为这事实在是过于有趣,这件事便传了开来,版本也慢慢变得多。明明柴松岳是打喷嚏绷断了皮带,却被传成了放了个屁。
这事儿还被当时的知道了,他戏谑而笑:“你这个是报应,报应。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骗到你这个管工业的副省长身上了,你才引起重视,我过去跟你讲了几次你还不当回事。”
在皮带断裂的两个月前,柴松岳去温州的苍南进行视察,当时还有一位市委副书记陪同。那时候,那个市委副书记看到柴松岳的皮带的表面都有些破了,于是便说:“省长,你也太艰苦了,去买根新的吧。我们这的牛皮皮带都很便宜的。”
柴松岳当时没想那么多,工作完成后便和那个书记去苍南市场转了一圈,不仅看了看当时的市场环境,还能顺便帮自己挑一条皮带。
柴松岳来到市场之后,看到里面各色皮带,琳琅满目,他还特地问店铺卖家:“听说你们温州卖假货,这皮带不会是假皮吧?”
不仅如此,这条皮带还物美价廉,只有五块钱一条。并且因为温州成批生产牛皮,所以成本低,价格也低。柴松岳将信将疑,便找副书记拿主意。
副书记表示这生意人,就算信口雌黄也不会把黑的说成白的吧。柴松岳也相信副书记不会带他来买假货,便掏钱把这皮带给买了。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蔡惠明听到这件事,还觉得事有蹊跷,但柴松岳倒觉得应该不会作假吧。
可惜的是,哪怕柴松岳已经有所防范,但温州假货实在是“历史悠久”,尤其是温州的鞋靴生意,更是曾经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温州的鞋靴可以从什么时候考究而起呢?据史书可考,明朝时期,温州的鞋子就被当作贡品送进皇宫了。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温州鞋的名气更大了。1964年,“解放鞋”风靡全国,温州地方国营皮革厂受到了启发,打算用做解放鞋的方式做皮鞋,使得皮鞋更耐穿。
众所周知,“解放鞋”硫化需要蒸锅设备。可是他们并没有这些东西,只能把鞋子放在小压力锅里,然后再放到自制盐酸里,希望能够完成硫化。
正是温州人的勤劳和创新,温州皮鞋在当年口碑极佳,全国闻名,而且销量剧增,据说当年生产量高达1000,可见那时供不应求到什么地步。1978年,市区有国营、集体皮鞋厂10余家,年产皮鞋49.68万双。
又过了十几年,温州的许多做鞋子的匠人因去各地打工,了解了不同地方的需求,更熟悉了鞋靴贸易的产业链,不少鞋匠着手鞋靴生意。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尾期,温州市和皮鞋有关的产业高达6千多个。
这是建国以来,温州鞋靴产业和皮革生意最为灿烂的一段岁月,也是从这时开始,温州产品也渐渐变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因为温州的货物贸易太过火热,为了减少成本以及扩大贸易,许多商家开始剑走偏锋,货物里的水分也慢慢的变多。
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当年被称作“一日鞋”、“晨昏鞋”的温州皮鞋。这些皮鞋一如其名,早上买完,晚上就坏掉了,只能穿一天。
当时去温州做调研的,杭州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说过,做鞋子后跟衬的全是老弱妇孺,他们用糨糊粘住那些后跟。温州遍地的皮鞋,更多的就是来自这些黑心小作坊。所谓真正的有口碑的品牌货,基本上看不到。
好不容易找到一些品牌货,在价格上和杭州的无限接近。他们做的根本不是山寨品,而是纯纯粹粹的假货。因为成本过于低廉,品质过于低劣。
由于当时关于温州假货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众怒,甚至很多商家都会在店门口贴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本店无温州鞋”。
正是因为这些黑心商人肆无忌惮,所以才会当着柴松岳的面都说谎说得脸不红心不跳。柴松岳经历了这件事,才明白了温州假货已经猖狂到了何等地步。
虽然说的“报应”只是玩笑之话,但对于柴松岳而言,则是狠狠地一记巴掌,让他彻底地清醒过来,明白自己一直以来都没有严格把控这件事。
因为在北京出差发生的这件小插曲,柴松岳肚子里窝了一团火,他让温州市领导在打假的事情上做出行动来。
温州市领导在打假会上十分赧然,次日便送了一条真的皮带来赔礼道歉,希望柴松岳不要为此大动肝火。柴松岳收下了,但他并不打算就此结束。他表示,这代表你们也要开始严厉打假了。
这件事情背后所隐藏的温州假货现象,引起了温州、乃至浙江的高度关注,1987年8月8日,杭州市下城区工商局在武林广场,用熊熊大火,把从不同地方搜获的5000余双温州生产的假冒伪劣的皮鞋烧得精光。
不仅如此,温州市立了一条法律:《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这条法律是我国第一部把质量当作立市之本的地方性法规。
凭着这条法律,温州开启了大规模的打假活动:只要是从温州运出去的皮鞋产品,必须得让鞋业协会检查整顿,盖上小组公章确保质量上的问题才能发货。
如果那些做假货的老板屡屡犯禁,依然一错再错的,不仅要被吊销营业执照,还永远不能在温州做生意。
若是因为商品的质量而被注销执照的,那么企业负责人的身份证号码以及照片将会被全市通报,五年之内都不许在温州搞企业。
除了皮革业,浙江的电子科技类产品也有大量伪劣产品,其中以“电器之都”著称、温州的邻居——柳市最为突出。
1989年,国务院七部委派下一个整顿检查组来柳市查获不合格的电子科技类产品,整顿电器行业,大批伪劣产品的工厂相继倒闭。
而这些查封整顿,反而正是映衬出了浙江民营经济的成长过程。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正是浙江非公有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期”。这也代表着,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箭在弦上。
事物的发展规律是螺旋式上升的,浙江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以温州皮鞋为例,个体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整体的经济环境。即使一个人想要好好做生意,看到大环境下都是假冒伪劣,他也无法突围而出。
而大环境如果走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那么改革便是势在必行了。只要改革能够针对其问题所在,一切自然能够迎刃而解。当是时,改革开放正当头,浙江企业该如何行进,则面对着两个问题是需要解决:
一个便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是表层,更深层次的问题来自于乡镇企业的产权,这也是浙江经济的第二个问题。
当时,乡镇企业的产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村集体类,资产被村委会所管;一种乡集体类,资产被乡政府所管。
因为产权被村委会和乡政府拿捏得死死的,弊端便出现了:厂长都是被村、乡的高层所任命的,只听他们的话,而自己不存在一点主见。
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浙江政府集中讨论出了五个规条,来帮助厘清产权,改革制度。
1、先将所有资产划分清楚,目前资产归属分为三大类:村乡集体;职工集资;信用社贷款。
2、学习温州、台州等地的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指的是集体资产、职工持股、金融借贷关系等,乡镇企业可以借鉴两地在这方面的经验改革制度。鼓励现有职工持现金股份,或者是经营者和业务精英拥有更多股份。
3、必须弄清楚信用社贷款在法律上和企业的关系,不能混淆。信用社是企业的债务人,而并非企业的股权持有者。
4、原先所拥有的企业资产,必须得经过资产机构的依法评估。若遇到违法的灰色资产将不会纳入企业资产。
5、如果乡镇企业有任何改革方案,要提交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职工大会讨论并获得多数人投票通过。
在经过了这五条大规条之后,乡镇企业开始了转型。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改变确实是明智之举,许多许多乡镇企业和个体户都转型成非公有制企业,这也让浙江经济开始崛起,一群高品质、有信赖的优秀企业也纷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因为八九十年代的“武林广场烧温州鞋”和“柴松岳崩皮带”的事情,让温州皮鞋一直都在艰难转型期,那时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也只是一个在武汉普通的卖鞋人,因为这件事他的鞋子全都被没收,但明明他的鞋子没有一点质量问题。
这成了王振滔心中永远的痛,九十年代末期,伪劣产品卷土重来,1999年,王振滔搜集了五千多双劣质鞋,效仿十二年前的烧鞋事件,在武林广场烧了起来。
这件事情引起了当时的轰动,不仅给人们看到了温州皮鞋要重新做人的决心,也让许多温州皮鞋商人痛定思痛,开始学会反思。奥康皮鞋的品牌效应,也自此打响。
另边厢,正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南存辉也一直老老实实地做生意,89年的那次电器清扫活动,对南存辉当时的电器生意所受的影响并不大,反而因为他的电器质量好,越做越大。
之后的南存辉更是明白电子科技类产品终归还要先进的设备和深厚的技术知识。于是他花了好几万块买设备、做培训。
但当时很多同行并不以为然,电子设备在当时可是大热,根本无需担心后续发展,更没有必要为了电器而继续学习——毕竟如果学习好,何必出来卖东西呢?
可是南存辉的做法却并不“傻”,甚至能够说是非常有远见性。要想让企业做得更大,就必须让企业转型。
发展出一条质量过硬、不停地改进革新的产业链。同时,政府提供的监管和服务也缺一不可。
随着办事成本的不断降低,营商环境的一直在优化,浙江市场经济活力被进一步激发。奥康、正泰这一些企业的发展能够准确的看出浙江经济的发展正在一直上升,还有无数个数不清的浙江企业,带着“Made in zhejiang”远扬海外。
截至2021年3月底,浙江省共有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816万户,其中企业有300万户,个体工商户500万户。当年的“绷断皮带”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消失不见。
在这段历史小趣事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任何事物的光明背后,总是会有黑暗面。但是这些阴暗的角落,最终会被积极向上的光芒扫清阴霾。
不管那些黑心的人如何欺骗消费者,搞臭自己这个行业的名声,都会有正义的商人、清正的政府、激昂的消费者所团结起来,共同“打假”,让整个中国经济的商业秩序更加规范。
[1] 潘光军,彭春玲.利用先发优势 实现浙江新的更快发展──浙江省省长柴松岳访谈录[J].中国改革,2001(0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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